1949年，林徽因带病设计国徽，周总理建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

“把这里改了就好。”1949年，林徽因带病设计国徽，修改多次后，终于被选上，不料周总理看过后提出一个修改建议，让林徽因眼前一亮。

1949年6月，新中国成立在即，筹办委员会向国内外人士公开征集国徽的设计方案。

一时间，海内外爱国人士纷纷踊跃参与，仅仅一个月不到时间，征选小组就收到了近千件投稿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稿件都被淘汰。

时间不容耽搁，周总理亲自前来指导工作。

在周总理的指示下，很快就组织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建筑设计人才，成立了两个国徽设计小组，以竞稿形式择优选取国徽设计方案。

这两个小组分别是，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组和清华大学的林徽因梁思成组。

林徽因一听说这个消息，不顾自己的病体坚持参与国徽的设计。

由于梁思成工作任务较多，只有做一些指导安排，实际设计完全由林徽因担纲。

为了画出符合国家要求的设计图，林徽因不顾身体病痛，每天熬夜到很晚，画了无数张草图，家里满地都是草图。

身体虚弱的她常常会发生眩晕，每次她都会在床上靠一下，一会又起来继续画。

经过一个月的高强度工作，她终于设计出了一个以玉璧为主体，麦穗、绶带、齿轮装饰，五星和红旗对应，象征“完璧归赵，天下归一”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徽图案。

然而，第一稿上交给中央后，两组的设计方案都遭淘汰，但两组的样稿也为国徽最终设计方案奠定了基础。

1950年6月，周总理作出指示，明确了国徽的主体为天安门，修饰元素和样式以林徽因第一稿为基础，对国徽重新设计。

作为清华大学组的主要设计人，林徽因没有气馁，反而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国徽的第二轮设计。

如何在国徽上充分展现出新中国的新气象？林徽因带领小组经过一次次讨论，一次次修改，拿出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。

作为设计组的主要设计者，林徽因几乎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，还不时提出独到又卓有成效的设计思路。

比如，她用天安门的正投影代替之前的斜投影，使庄严感立马展现；然后又将两边的华表更拉开些距离，一下就使视野效果更加开阔，整体结构也更加稳定。

关于国徽的颜色，林徽因认为，国徽是象征一个国家的形象，应该更显威严，不适合花花绿绿。她主张只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色和红色，使国徽看起来既喜庆又尊贵。

她的提议得到了组内成员的一致认可。一切细节敲定后，接下来就是绘制草稿图了。

此时林徽因因为长期没有好好休息，病情更加加重，但她还是时刻密切关注设计的进展，对每一个细节都亲自过问。

有一次，一个学生正在绘制草图，林徽因看到他用的是康乾线条，顿时一改往日的温声细语，急着纠正：“你怎么能用康乾线条？这必须用汉唐线条。”

看着学生不明就里的样子，林徽因这才缓声道：“就是像霍去病的墓前那种汉朝时期的线条。”

有人以为，汉唐线条简洁平整，而康乾线条比较繁复华丽，为什么不用康乾线条呢？

林徽因道出个中缘由，康乾线条虽然看起来很华美，但是清朝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，已是日落西山之势，透露出的是凄凉衰败之气。而汉唐线条虽然看起来简洁，却来自中国历史最强盛的朝代，代表着中华民族开拓进取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设计稿的线条最终换成了简洁大方的汉唐线条。

由此可见，林徽因的设计思路考虑的是多方面因素，巧妙地将艺术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。

历经3个多月后，经过无数次修改的第二稿终于完成。

稿件完成时，林徽因和梁思成就双双病倒，评选会只好让秘书去。

评审委员们和周总理一起，对稿件展开了激烈讨论，并进行了投票，结果清华大学的设计稿胜出。当时，周总理也投了清华大学组一票。

然而，投票结束后，秘书正准备向林徽因打电话报告喜讯时，周总理的声音却响了起来：“清华大学的梁先生在吗？”

秘书上前向周总理汇报了梁思成夫妇都病倒的消息。

周总理先肯定了他们审计稿的突出之处，然后指出：图上的谷穗身姿不够挺拔，还不足以体现新时代富有生命力的精神面貌。

秘书回去后，向林徽因和梁思成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，两人在兴奋之余，马上又投入了设计的改进工作。

他们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拖着病体，对稻穗造型细节进一步改进和优化，直到更加庄严雄伟的国徽跃然纸上，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。

1950年6月23日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，这张凝聚了林徽因无数心血的国徽设计图，终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正式通过。

次年，林徽因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国徽，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挂起，顿时热泪盈眶，这是她身为建筑家的骄傲，也是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。

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只领略了短短51年的“人间四月天”，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又一笔浓彩重墨，她的生命厚度值得天下人敬仰。

择一业，专一生，正是无数像林徽因这样精益求精的大国精英，为新中国的建设投入满腔的爱国热情，才使新中国迅速在世界东方崛起。